《厌女》读书笔记
开始读《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久闻此书大名，终于下定决心，也算是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一个复健。读了几页，受益匪浅，遂决定做些记录。
Notes
第一章
作者提到“逃往女性，逃离女性”，对此的解释我深以为然。成年男性之所以急切地想要找寻一个女性结婚，是想要拥有一个所有物，或者说欲望发泄的对象。这里的欲望并不一定是性欲，而是包括了对女性的一切幻想，例如打理家务、相夫教子等。然而，“逃往”的终究只是对女性的幻想，在发现了现实中的女性不是这个样子之后，便开始“逃离女性”，也是“逃离家庭”。
仅以我父亲为例——在读了这一部分之后，我对他的行为有了一些了解。他单身时浪荡不羁，欠了一屁股债。随后，他与我母亲成婚，但两人相处并不愉快。显然，他期望的是一个贤惠、能干、还能赚钱的妻子，这样的形象只是他对女性的幻想。因此，他开始在外面寻觅刺激，不着家庭。他总是期望着能够找到一个满足他幻想的女性，可惜，这注定只是失败。
第二章
作者提到“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这个说法源自弗洛伊德对“生的欲动”的分解，即“自我确认/同化 （identification）”和“性欲发泄/欲望满足 （libido cathexis）”，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段首二词。
作者举例，一般顺性别异性恋者（以女性为例），会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自己的母亲同化，即希望成为类似自己母亲的人，并且拥有男性——类似父亲，或者说母亲的丈夫的人。当然，这里说的“拥有”并不是真正主客体意味上的拥有，而只是一种简单的分类。
这里插入一点我多余的想法，部分后天跨性别的出现是否可能由于这种自我确认的失败。原定的同化目标（父亲或母亲）被认定不合格而转而寻求对另一方的同化，或者说更极端一点，对自己所见到的所有男性/女性都不满意。
根据作者的说法，如果混淆了“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可能会导致同性恋，即对于原本希望“成为那样”的人，转变为了“想拥有的人”。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能否认为，后天跨性别是相反，即对于原本顺直人“想拥有”的人，转变为了“想成为”的人。这样来看的话。跨性别和同性恋还有一些可比较之处的。如果更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天生的顺性别异性恋者，如果表达“想拥有的欲望”遭受到了阻碍的话，其就更有可能转变为“想成为的欲望”。这种阻碍可能是内生的，例如天生内向，不善表达；也有可能是外生的，例如在严厉的家庭表达受到制约。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的transfem更内向，以及同性恋相较顺性别人更多。（transmale我没有足够的观测资料）
男性社会将“客体化女性”，或者说“拥有女性”视为共识，亦即准入标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的是男性之间的竞争欲望，或者说是“想成为”的欲望。同性恋憎恶即“恐同”，是因为男性需要维护这个群体认同主体同盟的纯净性，不能允许其中混入“劣等”的“客体”。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
第三章
东方主义指的是“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知识体系”，这里的“东方”指的是异国，换言之，是一群人对于另一个国度的幻想和希望。如前所述，男人对于女人的幻想也是这样一种。他者化则是将本应属于与自己同一类的物种（人类、社会等）当作不可理解的其他事物。不能理解的他者，既是充满魅力的诱惑，又是无法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无力存在，这恰恰是男性对女性的暧昧态度。
人种与社会性别相同，也是建构的产物。白人为了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构造了黑人这个“劣等种族”，这与男性客体化女性的行为相同。同样，白人对黑人的研究很多时候也是对自己想象中的黑人。因此，无论怎么谈论平等，只要还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就不是平等。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手段，将女性分为“圣女”与“娼妓”，前者被剥夺快感，异化为繁殖的手段，后者则只为快乐服务。这样的划分可以使男人在拥有并管制自己妻子的同时，可以在外找到娼妓。无论是地位还是人种的划分，都可以使被压迫者难以团结起来。因此，被当作“圣女”的女性，就可以合理歧视“娼妓”。然而在近代，这种分界线变得模糊了，无论是已婚女性或是中学生都可以参与到性交易中。
在我个人看来，尽管女性采取这种选择的结果依旧是被压迫与剥削，但是分界线的淡化事实上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在未来，女性之间更容易产生共情。如果扩展开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否有“堕落”的自由，即人是否有自由主动选择变得“更差”。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自由不加限制，则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里举的例子可以是，如果允许女性自由地参与卖淫，那么一定会存在女性被强制卖淫，并收走钱款的情况出现。而如果不允许这样做，这就意味着女性很难打破阶层的隔阂，促进共情。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所幸的是，我并非一个决策者。因此，我可以说，在现实中，我们还是应当对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毕竟国家就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完全的自由只会在乌托邦中存在。反之，在理想的世界中，人们则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第四章
这一章在论述相对弱者的男性（即在婚恋市场中处于下风的男性）对自由婚恋的控诉。在互联网上。不乏这样的陈述，他们认为，自由婚恋让“强者”掠夺了性资源，自己处了下风。这种言论目前主要被攻击的点在于，其将女性视为性资源。他们对此不自知吗？我觉得不是的。有些没有说出来的人，他们只是顾虑这样会有损于自己正人君子的形象，而另一些就直接大言不惭了。绝大多数男性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将女性视为性资源，因为他们“起反应”的目标根本不是作为人的女性，而只是一个解决自己欲望的符号，然后又将这个自己幻想中的符号投射到了现实女性上。
而如果继续看自由婚恋市场的状态，可以发现，魅力资源，并不如很多人所想，都是学历地位职业收入决定的。身居高位却在恋爱上屡屡碰壁的男性屡见不鲜，而在社会资源上不算领先的男性也有在情场如鱼得水的时候。
其实，魅力资源不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只对消费者当事人有用的“使用价值”来测量的。性与恋爱，终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性的市场”的“规则放松”，意味着要求男人们也应该具备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
许多被称为“性弱者”的男人，由于其缺乏与现实女性的接触，因此幻想与现实是脱节的。由于外貌是最天生的，大部分弱者会将自己无法得到女性青睐的原因归咎到外貌，而不是自己的交流能力或者学历收入之类的可以后天习得的能力。作者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一直以来，女性都是被教育如果没有男人要你你什么都不是，现在也有男性需要面对这样的的情况了，那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男女平等上的进步了。为什么男性对拥有女朋友这件事情有着如此的执念呢？因为只有拥有了一个女性，这才会被男性群体承认和接纳，才会成为男人，如前一章所述。
为什么人际交流能力现在被当做一个重要的能力提出来了呢？我个人认为，在几十年前，女性在很多场合的声音是被抹消的。尽管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至少以我在互连网上的经历为例，在十多年前，互联网上充斥着下流段子、生殖器笑话，还有“春哥铁血真男人”。这样的东西如果在今天大行其道的话，必定是会被女性反抗的。所以有些男性认为的Good Old Days，事实上是因为女性被噤声。在从前的社会，只需要维护男性之间的人际关系，如果表现好的话自然就会有女性送上门来。现在如果想要找到女朋友的话，与女性的沟通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变化容易让男性感到不悦。
第五章
性欲,是在个人内部完结的存在于大脑之中的现象。正如全美性教育信息协议会（SIECUS）所下的定义：性欲（sexuality）不是存在于“两腿之间（between the legs）”，而是存在于“两耳之间（between the ears）”，即大脑之中。所以，性欲研究（sexuality studies）其实不是关于下半身的研究。
作者提出，性欲、性行为、性关系三个概念需要被分离看待。欲望是在个体之内完成的，与“论迹不论心”类似，无论一个人的性欲是什么，是guro或者恋童，或者作者所称的儿童性侵犯，都是与他人无关的。
性行为分为有伴侣的和无伴侣的，即与他人身体之间发生的，和自慰的区别。只要性行为涉及到了他者，那么就是一个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即成为性关系，这是与自慰本质的不同。既然存在社会关系，那么也就需要遵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法律。所以，即使是在夫妻之中，强奸罪与性骚扰也是可以成立的。现在的法律，尤其是中国的，也许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倾向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私有领域。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私有的只有其自己。
摘抄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misogyny，译为“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本质上都是对女性的物化，因此厌女症不代表男性不会对女性产生兴趣。恰恰相反，很多自称“性豪”的男性喜欢以发生过关系的女性数量多为荣，这表明，男性起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全体女人都纳入“女人”的范围内的。
这个所谓的“女性符号”可以通过对恋物癖的解释来进行说明。譬如超短裙，无论穿在谁的身上，哪怕是穿在男性的身上，还是会有人对超短裙发情，这个时候发情的对象表现为超短裙这个符号。恋物癖就是一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女性在现代社会已经被高度物化，以至于哪怕是女性身上的片断符号都足以让男性发生反应，而这种反应不是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而这也可以说明，在当今时代的女装男，其实也是一种男性恋物癖的产物。
下面解释一下喜欢女性的厌女症男性，好色的厌女症男性都会喜欢娼妓，因为他们并不把女性当作人，而是享受那种支配的快感。然而在这种支配的背面，是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男性的主体化必须要依赖他者女性来完成，就如同奴隶主的地位要通过奴隶的服从来彰显一样，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男性时，都不得不依赖女性这种低贱卑微的动物来满足欲望，而男性对这个悖论事实的厌恶，就是厌女症。
而男性也一定期待过不需要依赖女性便能够彰显自身主体性的世界，因此就诞生了同性恋。这里的同性恋指的是刻意美化男性形象的同性恋，这就是男性试图构建的一个新世界。
女性被物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本身成为了男性确认自身名声、权力和地位的工具，被当作发泄的垃圾场。娼妓本身就是为了男性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这里是矛盾存在的地方，当男性把情绪发泄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是一种对女性的物化，男性或许是会有罪恶感的，然而如果女性表现得很享受，男性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然而又会感叹“女人真是妖怪魔物”，用将女性妖魔化的方法，同样地将女性他者化了。总之，男性并不在乎女性是否得到快感，事实也确实如此，《新·摩尔报告》指出六成以上女人假装过性高潮。
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
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深究这种结构，无非是为男性免去罪责：反正都是女性主动的，最后女性也获得了快感，那更没有什么罪恶感了，甚至可能还会有成就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色情文学中的终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而这种作品中对女性的固化描写，会成为男性要求女性，或是女性不自觉地自我要求的目标：如果不能成为这样获得快感的女性，就意味着自己不够成熟。
近代男性文学中的，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然而真实的女人却是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再次尝试逃离，这种逃离可以是逃离家庭，也可以是逃往家庭，在逃离之后，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男作家们在女人身上寄托他们的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而他们描绘的女人往往又是和真实世界有差异的。
男人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变为可以控制的他者，而非真实存在的，自由而不可控的他者，在他们的世界里，这样的他者既可以崇拜，又可以肆意羞辱。而这种他者化并不对等，女性作家早早从男人的现实中觉醒过来，于是她们并不逃往男人，而是她们自身。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
女人的价值由男人的选择而定，然而男人的价值不是由女人的选择决定的，而是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决定的，而女人在这种争斗中，往往作为争斗胜者的奖品。只有女人凭自身能力获得地位财富名誉后，男人才会在意女人的评价。反过来，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一定会有男人的评价介入，而男人的评价标准与女人评价女人的标准是不一致的。
为与homosexual区分，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更准确的说法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
弗洛伊德把“生的欲动”分为自我确认和性欲发泄，前者译为“同化”，后者译为“欲望满足”，或者说是“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在一个家庭中，孩子渴望与父亲同化、拥有母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男人，反之则成为女人。因为母亲已被拥有，而寻找替代者为妻的人，就是异性恋男人。发现母亲与自己同样没有男性生殖器而渴望父亲的生殖器，寻找儿子来作为替代品，从而实现与母亲的同化的人，就是异性恋女人。当然，这个理论并没有讨论除男女之外的可能。
即，只有将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分别投向异性双亲的人，才能成为异性恋。而同性恋者，就是这两种性欲望的分化失败了的人，将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都指向男人的人，就成为男同性恋者。
然而，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常常是重叠的，因此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常常包含有同性恋欲望，两者是连续体。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成为的欲望是通过同化成为性的主题；拥有的欲望则是将欲望指向对象而将其作为性的客体，因此不能把同化对象的他者（主体）也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客体）。
男人的历史，就可以理解为调整这两种欲望之间的关系而受苦的历史。在古希腊，异性恋对于有责任的自由民男人而言是义务，女性被看作工具，而少年爱即同性恋才是他们的权利。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在插入式性交中，插入者与被插入者是一种单向的关系，插入者是性的主体，被插入者则是客体。如果自由民少年基于自由意志被插入，便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性爱，奴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价值就低了一等。虽然这种所谓自由意志也是引导的结果。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可以被描述为“被女性化”，这是男性最恐惧的事情，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因此，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而在这个主体者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这就会引发阶层的混淆。
由于同性恋和同性社会性欲望本身就是连续的，因此要切分开来并予以排斥更加困难。男性排斥不具有男人价值的人时，使用的词汇就是“同性恋”，将他们看作“像女人的男人”，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的恐惧，这就是恐同。
总结一下，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确认男人主体性的机制就是将女人客体化，使得性的主体者相互认可，因此拥有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反对以上理论的论据通常是一些第三性，他们是一群被阉割或是通过女装女性化的男性，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向男性提供服务。然而在这样的现实中，只有男人才能转为“第三性”，反过来证明了性别二元制的强固。现代社会中的MtF和FtM也能佐证这一点。MtF被反对的理由通常是自愿客体化因此受到轻贱，FtM被反对的理由则是原本作为客体的他者试图成为主体，这是在挑战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秩序。
基于以上的理论，可以去解释一些事实。比如，战争中公开的轮奸就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仪式，女性在其中是祭品。另一个例子是男性之间的下流话，就是将女性当作性的客体来贬低和凌辱，然而这也格式化了男性谈论性的方式，至于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一直是被压抑的。
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中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即：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个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者换为女人，后者换为男人，则是性歧视。比如男人A对男人C说，“女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真是搞不懂”，这时女人B是否在场根本不重要，而是他想要寻求C的认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C同意，则歧视达成，如果C反对，则会被攻击“你还是个男人吗”，在性别二元制下，脱离了男人世界，就等于被女性化的男人。
所谓的“男人话语”，就是一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寻求同化后的集体认同感的话语方式。男人的性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拉康所谓“欲望乃他者之欲”，指的是人们将自己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也立于同化对象的“欲望主体”的位置。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是单一的。下流话作为一种固定格式，只能依赖于他者的认可存在，而不可能成为“我”这个主体的话语体系。男人之间比较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正是他们之中的一元化尺度。这种性的贫瘠表明，男人的性主体化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如何理解主体化
同性恋到底是男性所排斥的还是刻意建构的
所谓“不需要女性便能达成自身主体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男性集团欢迎的是在同性恋中作为主体地位的自己，用耽美作品的语言来讲就是偏向于攻的一方，而第二章所说的恐同指的是害怕被客体化，这里偏重的是对受的一方的恐惧。比如早期中国会有那种，认为嫖男娼很正常，不能说这个人是同性恋，但是男娼本身会被认为是同性恋、离经叛道的思维方式。
上野似乎认为同性关系中也必然有作为主体的一方和作为客体的一方，但是同性关系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突破主客体二分的解读。这种思维也可以用来解释耽美作品对于男性支配的打破或者巩固。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
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如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中放逐出去的方法，即是“他者化”，有人种化与性别化两种。“东方主义”就是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幻想，普契尼的歌剧《东方女人》就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因为是不可理解的他者，因此可以肆意塑造一个能够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女人形象。
最近的人种研究已然证实了，人种是历史建构的产物，然而偏要创造人种的概念，把人区分开来。就如同性别是为了排除非男人（包括没能成为男人的男人）来维持男性的主体化一样，人种就是为了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
厌女症是男性为了成为性主体而将对女性的蔑视作为自我确认的核心，同性恋憎恶则是对男女界限的模糊而带来的不安，男人们必须持续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而为了使厌女症不至于指向自己的母亲而带来对自己出身的精神危机，厌女症拥有了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就导向了性的双重标准。
性的双重标准，指的是对男人的性道德和对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无知纯洁为善。而这是不对等的，男人的好色无法在纯洁的女性身上发泄，因此需要另外的“犯规对象”。
结果就是，女人被分为圣女和荡妇、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仅仅为了生殖；为了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而远离生殖，这也就是为什么带着孩子的娼妓让男人扫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女性则是地狱般的劳动。在军中的从军护士则被树立起“圣女”的形象，正因如此，她们也开始歧视慰安妇，不愿意自己被当作性对象。当临死的士兵要求看一眼护士的胸部时，有些人答应了，但也决不愿将它看作性骚扰。由于这种女性的娼妓歧视，护士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性侵犯。女性也开始接受男性的双重标准后，就从内部被分化了，被当作圣女的群体开始成为娼妓歧视的帮凶，浑然不知自己其实也是被物化为为男人的快乐服务的工具。比如穿上白色围裙的“国防妇人会”，就甘愿成为军国体制的帮凶，甚至帮忙监视士兵妻子的贞操。成为娼妓的女子则嘲笑于其他女性无法依赖自己生活，必须依靠男人的软弱。
但这个双重标准似乎也让男人困扰，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看作性对象，反之亦然。因此男性的很多言行不一其实是一致的，对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对未来的妻子则当作女性，按照平权思想来尊重。男性的婚姻是存在利益交换的，因此正妻需要门第家产与持家生子的功能，至于性的发泄则可以交给妾。
“无人气男”的厌女症
男人不是被女人选上而成为男人的，而是在男人集团中被承认而成为男人的，女人只是加入的资格条件或是成为成员后的奖励。因此即使学历收入等社会条件都很优越，却连一个女人也弄不到手，这种男人的价值就会降低，也就不具有成为男人集团一员的资格。这就是处男比处女更难启齿的原因。
对雄性“败犬”而言，他们要求的女人并没有什么苛刻的标准，只要给男人面子就行，这说明他们所需要的是女性的符号而不是女性的属性，这也就是女性无论老幼美丑都有可能遭到强奸的原因之一。对他们而言，女性的存在和讨好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女高男低婚”也是如此，对于女方条件远在男方之上的婚姻，女性如不讨好男性是无法维持的，因为男性会用侮辱和打骂的方式维持自己的骄傲——这么高贵的女人随我打骂，还不会离开我。
正因如此，很多女性在求偶时会要求男性的收入，这可能不是因为她喜欢有钱的男人，而是经验表明，对年收入六百万的女人，没有一千万收入，男性面子就无法维持。男女关系的平衡，无论如何终究要让男人居上位，才能勉强维持。
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
首先要区分几个概念。
性爱，指的是性+爱，性是欲望，爱是关系，既有伴随爱的性，也有不伴随爱甚至带有恨和侮辱的性。
性欲，是在个人内部完结的，存在于大脑之间的现象。性的反应，有时需要实物，有时只需要一些符号，有时需要加上幻想才能引发。即使这种幻想是对恋爱关系的想象，但欲望是在内部完结的，所以“我爱你与你毫无关系”是可以成立的。欲望是自由的。
性行为，是将欲望付诸行动。一种需要他者，一种则不需要。前者是性关系，后者则是“关系欠缺”的性行为，即自慰。只要有他者介入，无论何种性行为都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具有公开的性质，因此社会规则在这里是适用的，它不再自由。只有不具有他者的性行为才是私人的。
因此，色情作品仅仅只是私人的，是想象，是理论，仅使用过滤分级保护人不看的自由即可，对公共领域的实践才需要限制。然而，当色情制品或作品指向的是具体的现实的对象的时候，它又是应当被禁止的。“鬼畜系”色情漫画的消费者是通过体验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落差，来体味到双重的快感，不仅与加害者同化，还与被害者的痛苦同化时，快感则变得更加复杂。
儿童性侵者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孩子的身体，并长久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
这就回到之前对于古希腊“少年爱”的论述上。之前已经讲过，男性的恐同是缘于对被客体化的憎恶，而对男性而言，有一种不需要失去主体化而可以实践同性恋的方式，就是“少年爱”，在这里，这种非对称关系被固定下来，年长者总是主体，不会因为少年的凝视而成为欲望客体。在古希腊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少年大多出于尊敬和爱戴而奉献出自身，而极少自身感到快乐。
因此，儿童性侵者的内心活动也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无论对方是男是女，儿童是最不具有反抗能力，最容易被客体化的对象。这也显示出这群人的脆弱——为了成为男性，必须取得在性中的主体地位。
皇室的厌女症
在出生之时，人的价值便依性别而定，没有比这更明显的厌女症了。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就被称为父权制。大家都愿意在父权制下选择生男孩。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大多数人选择想要女孩，这并非因为平权观念深入人心，而是由于男孩的教育成本过高，加之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得人们期待生女儿来照顾老人，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孩子从“生产资源”成为了“消费资源”。
皇室中依然存在着这样的歧视，像是皇室的女子与普通人结婚后，便不具备皇籍，而皇室男子则可以继续保有。
春宫画的厌女症
“女人寻求关系，男人寻求占有。”
对女性而言，杀死自己概率最高的人不是陌生人，而是丈夫或恋人。男性会因无法复合而杀人，因为不希望这个女人被别的男人占有，杀人是占有的最高形式。然而女人的嫉妒并非指向男人，而是指向夺取这个男人的女人。对男人而言，女人的背叛是对他所有权的侵犯，建立在占有女人基础上的自我会面临崩溃；对女人而言，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
男人拥有的资源，按原始性程度排序，为暴力、权力和财力。暴力是最原始的，而暴力和权力一样都是不安定的，财力相比而言更安定，通用性也更好。这三者广义上说，是社会性的条件，所以其实也可以包括外貌这种需要社会承认的条件，而不是表面看来的身体自然条件。在男性的霸权争斗中，女人就被作为资源分配给他们，女人“发情”的对象，是男性在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他本身，这种情欲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
而体力地位金钱都买不到的，最强有力的资源，就是通过快乐来进行支配。无论在社会上处于多么弱势的地位，只要能在性上支配女人，便可以扭转其他一切负面因素。在色情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充分。
男人们愿意相信，男性性器是男人的快乐之源，女人的快乐也不可缺之。拉康将解剖意义上的男性性器转换为拉丁语phallus，视为语言中的象征支配而使之更加普遍化。既非暴力，也不是权力与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而且让支配方自发服从，不通过强迫而是快乐让人自发地服从，这才是终极的、最安定的支配。这也就解释了古希腊与奴隶发生关系是不如少年爱高级的，因为前者是基于权力，后者则是基于快乐。
对男人而言，消费色情制品是一种仪式，其核心是让他们在被剥夺了一切社会属性后还能获取支配和占有的地位，在这里男性性器即是快乐之源。
随着知识体制的变化，近代以前的色情（ero）被近代之后的性（sexuality）取待，因此可以说“性的近代”，而不能说“近代的性”，因为不存在近代以前的性，这是福柯“性的历史”的核心之一。
春宫画的特征其一是男女性器尺寸的极端夸张和精密写实，其二是不论男女，即使其他部位被简略和格式化，但面部的愉悦却表现得很清晰，这是一种男人幻想的投影。而到了后期，强奸、紧缚开始出现，女性的面部也开始出现痛苦，错乱的重口味色情趣味越来越多，从对女性“快乐的支配”到“恐怖的支配”，是一个文化洗练程度下降的过程。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之前已经说过，色情制品的基本设定就是女人是诱惑者，男人无需负责，女人因为寻求快乐而诱惑，并在服从中得到回报。因此一开始的快乐表情可以理解为，男人愿意相信她们从性行为中得到了快乐。此外色情作品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图标，被称为巴宾斯基反射，它指的是女性性高潮时手指足趾发生弯曲的身体反应，春宫画中有一种冷静地拉开距离观察女性反应的视线，这是沉溺于快乐的人不可能有的。在这样的游戏，特别是嫖客和娼妓的游戏中，沉溺于快乐的人就是输家。女人若将性行为置于金钱之外，嫖客成为情人，那么嫖客就“输了”，适度停止，才能取得支配权。
在插入者与被插入者的不对称关系上，被插入者被象征性地阉割——即女性化，并无快乐可言。男根被置于快乐的中心地位，即使这是男人的幻想。有这样一种图式，一个年轻女孩偷看其他男女的性交，一边进行自慰，由此暗示：“正常”的性交是插入式性交，自慰只是得不到正常性交的替代行为，有对象的插入式性交才是终点。而这种女性自慰能给男人带来性刺激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男根缺失，而男性可以把自己的男根代入那个位置。女同性恋色情作品也是这样，假阳具的使用就是一种男根缺失，而女性试图寻找替代品，这种痴态能够激发男性的欲望。
春宫画的表象就是象征性的男根支配的定型化。所表达的不是作为身体部分的性器官，而是占据男人性幻想核心的男根符号。这种崇拜甚至达到了恋物癖程度。
当然，其实也存在相当部分以女性为消费对象的作品。在阴道高潮与阴蒂高潮的争论中，弗洛伊德认为未经历过阴道高潮的女性是不成熟的，也就是在要求插入式性交。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阴道高潮并不是必需的。
近代的厌女症
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即在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父权制决定了女性和孩子的归属，不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下生出来的孩子是不能在社会中登记的。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妖魔化，描述为放浪的女人，即不服从男人控制，在性方面自由使用自己身体的女人。然而这些人或者为了钱，或者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性的不负责任而成为未婚母亲，加害者不过一贯地将责任转接到被害者身上。
对女人而言，厌女症是对自身的厌恶。例如，很多女性经常因对自己身体和外形不满意、嫌恶而感到焦虑。
厌女症不同于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强调不平等，它是基于厌女症的，厌女症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桎梏和压迫。它是性别歧视的核心。有的厌女症并不基于性别歧视，比如上面提到的身体焦虑，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外在凝视和自我审查并不是因为人们觉得“男性天生就比女性美”，而是因为人们将女性的身体默认为可以被强加意志的物体。
这种厌恶是根植于语言体系的，从每一个近代的女性出生起就被她们所接受的东西。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接受下来。女人不是生来而是变成女人的，而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成为女人的。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中，语言不是她自己的东西，个体从他者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如果顺应这个位置，女人就诞生了。而不能适应这个位置，对厌女症感到不满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因此女性主义者是与自身的厌女症斗争的人，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
将强制的范畴改为选择，解放的关键就在其中。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
母亲所受的痛苦和付出的代价，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补偿。如果是儿子，那办法很简单，出人头地即可，而女儿，在近代之前，早晚要成为别人家的人，没法期待投资的回报，而现在女儿对娘家的义务并不能免除。在近代，女人开始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拥有自己获取价值的机会。然而这让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此时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做好儿子，也要做好女儿。她们的选择扩大，反而让她们更加不自由，因为她们既要能做到像男人一样好，却又不能在地位上压过男人。
因此，在近代的女性成了母亲梦想的蓝图，母亲将压力和责任放到女儿身上，女儿则厌恶这一切。然而若要摆脱母亲的束缚，只能依靠另一个男人——类似自己的父亲一样的男人。
而母亲对女儿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母亲希望女儿出人头地回应她的期待，一方面却又把女儿视作竞争对手（对男性就不会有这种竞争意识），对于女儿的成功，母亲很难为自己的失意找到借口。因此，对女儿而言，只实现“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母亲之所以成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也不会承认。而如果女儿将这两个价值都实现，则更显得母亲心里不是滋味，女儿越幸福，母亲就越心情复杂，还伴随着女儿被别的男人夺走的丧失感。
母亲是孩子最初的爱恋对象，但女孩子却不能通过与父亲的同化将母亲作为欲望的对象。女孩子不但不能和母亲恋爱，也不能与和母亲一样性别的女性恋爱。这种爱恋对象的丧失根植于女性，为了忘却那种丧失，女孩子将“丧失对象”内化于身体之中，这就是“忧伤”。即抑郁状态。忧伤就是对所爱对象的忘却，因此女性性质本身就是抑郁的。这也可以由女性要素大多是“娴静”“节谨”来验证。
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逃脱不掉母亲的束缚，母亲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直到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女儿厌恶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对于女儿，厌女症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自我厌恶。而解决办法只能是，双方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
“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
在一段婚姻中，妇女无时无刻不在受到来自男性的压迫和暴力，这种两性关系实际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女儿目睹着这一切，但女儿拥有和母亲不一样的特权：她可以选择拒绝成为母亲那样，然后挤入父母中间，争得父亲的宠爱，然后共同压迫母亲。女儿要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一切不公正。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意味着被阉割，意味着压抑母亲要求公平的话语，而女儿选择了后者。就这样，女儿成为了“父亲的女儿”。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儿子因对母亲的欲望而被父亲阉割，而女儿是早已被阉割过的，是“已被阉割过的儿子”。
然而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不仅仅只是支配与服从，儿子与父亲存在竞争的关系，而女儿却成为父亲的诱惑者，对父亲而言，女儿是伴随禁忌的、充满魅惑的对象，女儿既属于自己又绝不能触碰。妻子是不可理解的他者，在父权制下，妻子属于旁系。女儿却带有自己的克隆，是自己亲手养大的，是“至高的恋人”，比起妻子，更愿意和女儿一起享受无上的幸福。这被称为“洛丽塔情结”或“皮格马利翁情结”。这种诱惑并非女儿自带的，而是男性自己建构的。
父亲的支配欲、权力欲和卑贱，会显露在女儿面前。屈服于女儿的诱惑，却又用谎言掩盖自己的肉欲就是卑贱的体现，因此从父亲屈服于自己建构的诱惑起，女儿就拥有了蔑视父亲的充分理由。这时，父亲仅仅只是侵犯者。因为父亲想侵犯女儿，女儿得到了蔑视父亲的理由，通过成为牺牲者，女儿获得凌驾于父亲之上的依据。这种机制也可以反过来，即：为了侮辱父亲，利用女儿自身的“诱惑者”的权力。这是女儿主动产生的欲望。
这种对父亲的侮辱，在援交少女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把嫖客视作父亲的代理人，把原来的身体供奉给男人，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不能玷污的身体让这些男人随意玷污，这样完成对于父亲的复仇。当然，这种自我伤害的方式反而体现了这些女儿们作为绝对弱者无路可走的绝望。这被称作“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
“父亲的女儿”会再次生下“父亲的女儿”，继续忍受着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只要母亲依旧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如果母亲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又会面临父权制的制裁。如前所述，女儿面临的是死亡与被阉割的二选一，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需要的是同时拒绝这两个选项。女人要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放弃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密不可分。
儿子和女儿的阉割要怎么理解
女校文化和厌女症
男校文化，指的是男性的话语体系，也包含其附属的异性恋文化。女校文化，则是女性摆脱男性视线的世界，只有女性的世界。
女校文化的环境是有利于培养女性的领袖才能和积极性的，其中的女性也更为独立自主，而男女同校中的女性则更有“女人味”，懂得迎合男性的审美。然而女校也并非真空地带，由于女校的周围同样是男性的世界，因此女校学生也明白放学时换上裙子。同时，女校内部也存在围绕“女人味”的扭曲的霸权争斗。
女校文化有双重标准，被男人接受的标准和被女人接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男人世界里，价值标准是一元的，男人喜欢钱权，女人也一样喜欢。在女校文化下，男人喜欢的女人和女人喜欢的女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女人羡慕的对象，后者则因为不符合男性凝视，反而因为不受男人喜欢而让女人感到安心。
在女校中，学业分数和女性分数往往不一致。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不会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有资本在社会中生存。反之，女性分数匮乏的女生，则被期待用学业分数去弥补“女人味”的不足。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就会去嘲笑其他女性分数低的女生“丑女”，得意于自身由男人赋予的价值。因此，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性早熟的少女，却成为了男人世界里的性客体。
而拥有“男子气”的女生，会逗笑别人的女生，这样的人“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很高，因此在女校中受女生的欢迎，甚至可能被奉为英雄。然而进入社会后，这些人会在异性恋制度下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被女人喜欢的人是得不到男人的喜欢的。
正因为女人不喜欢受男人欢迎的女人，在女校文化中，这些女生会刻意把自己扮演得笨拙滑稽、惹人发笑，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女性感到安全，从而在女校文化里生存下来。
女校文化的表演家就如同“变装皇后”一样，通过过度追求“女人味”的滑稽表演，让人发笑的同时，也解构了性别，使得人们在嘲笑滑稽的“女人味”的同时，意识到性别的虚构性，顺便也嘲弄了对这种虚构性发情的男性欲望。
结合之前说的，男性的“恋物癖”，可以发现，对于那些男性作为发情对象的女装男性或是跨性别者，这种行为将女性符号安排到一个非女性个体身上，反而将男性的恋物癖和高度物化女性的文化体系展示得淋漓尽致。
而若将其用于滑稽而夸张的表演，譬如长相不那么好的男性来女装，则显露出追求女性化这一行为本身的可笑之处。在这个时候，这种女装行为和前一种不一样，是不会有男性市场的，因此它的受众会转变为女性。这个“让女性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可笑的”的机理是这么表述的：女性意识到的事情是，追求女性化的过程，本质上是追求女性符号的过程，而如果女性看得到符号背后的社会效力，就能够意识到这些符号是被父权制刻意建构出来的。
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被解读为解构，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将跨性别和男性一同客体化，收编到父权制中去。因此，解构这件事有没有效力，取决于社会的认知水平。如果社会对解构的认知流于表面，那可能它反而变成建构。比如如果社会意识不到男人发情的对象其实是女性符号，而还是觉得是对女性本身发情的话，那这件事反而成了terf口中的“加固刻板印象”。
所以最可怕的其实是这个社会，在把许多解构的行为变成建构，它把一切反对它的力量收纳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中，让这个社会所有的反对的声音，都变成加固刻板印象的一块砖瓦。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
佐野真一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杀人事件。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领女性走向卖娼的心理动机，后半部分追踪杀人犯——尼泊尔男性的背景和审判过程。
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于一六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境，却主动选择街娼这种最底层的工作。佐野在解释她的行为时，用的词是“堕落”，这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
斋藤提出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学分析：敬爱父亲、也被父亲期待的长女成为“父亲的女儿”。大学时代失去父亲的长女于父亲同化，试图代替父亲的地位，却遭到母亲的蔑视和疏远，母亲溺爱妹妹，排斥姐姐。由于她试图代替父亲的位置，她开始憎恶自己女性的身体，对身体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情绪。她清楚母亲对父亲的依赖，建立在母亲自我性欲望的压抑上。每天卖娼后，晚上还回到母亲和妹妹的家中，这是凸显母亲社会性无能的极好方式。自我惩罚，也就是对母亲的惩罚。
而若是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也需要通过卖娼来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不论是自罚还是他罚，最终都只能通过自伤来完成。因为女儿的地位最低，她只能去惩罚更弱者——也就是她的身体。相反，儿子的攻击就表现为更单纯的对他者的伤害。
如上一章所述，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是，必须要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男人赋予的价值，如果不能同时实现，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东电女职员的例子便是，即使个人价值能够实现，可实现不了男人赋予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出卖自己，主动被客体化来试图获取男人的认同，得到男人的价值。而女校文化中又说到，被女人认可的价值和被男人认可的价值又是不能同时实现的。这便是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局。
个人的价值和被女人认可的价值有什么联系吗
个人的价值更偏向于一种社会性的，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价值，比如成绩，比如事业。
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在为女人开价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同样的价钱，是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一种嘲笑。妻子的性是无偿的，而对娼妓而言，再卑贱的性也绝不能是无偿的。对于把自己的性不断降价的女人，男人一边轻蔑，一边把她们圣化为“拯救男人的女菩萨”，即使女人没有一点拯救的意愿，男人也会找这样的借口，把自己的负罪感投射到她们身上，这是男人在性上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生殖的和用来快乐的——给他们自己造成的困扰。
如果女性给自己不断降价，就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性器官，不管她们有多难堪，男人可以闭上眼睛想别的女人，或者抱着虐待的心态，总之都会付钱给她。这就如同慰安妇，被剥夺了一切人格，只剩下性器官。
女人给自己标多少价格，其实也就是说，在她们眼里男人的性欲也就值那个价格。不要钱的女人，等于把自己和男人的性欲一起扔进下水道里。而要钱的女人则是宣告：没有钱，你连自己的性欲都满足不了，这是女人对男人的复仇。当然，男人也憎恶女人，一边把女人还原为性器官，一边又不得不依赖这样的女人满足性欲——这就是男性厌女症的矛盾之处——曾在第一部分论述过的。从这个角度说，女性拿钱的行为反而彰显了自己的独立性——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只有在这点时间之内，才能让别人随意摆弄。
职业娼妓给自己带上故事，是为了增加性的附加价值。而名流通过显示“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发情”，向别的男人展示自己的性欲和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自己的性欲也是高级的。因此男人的性欲需要女人来标价，男人会花大把钱来养妻子，这是在夸耀，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很多钱来修缮，那笔钱同时也衡量着丈夫的地位。而女人也一样，女人会大把消费，来显示自己并非把自己贱卖的女人，女人也通过男人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通过这个也可以理解少女援交的原理，少女在社会上“被禁止触碰的身体”或是名门女校的身份，本就是巨大的附加价值，因此动机之一是“想趁着自己还值钱捞一笔”，动机之二则是，在学校和家庭得不到认可的少女，希望通过男人确认自己的价值。
如果没有男人不择手段这个条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男人必须抹去女性的个体差异，仅仅对着超短裙、裸体甚至性器官这样的女性符号便能发情，这并非动物的本能，而是文化产物，买娼的男人买的是女人这个符号，在这里其实没有他者的存在，所以买娼就是自慰行为的一种。而女人呢？女人把自己作为他人所属的物品出售，通过成为物体，她们解构对物体发情的男人，将其解构为单纯的性欲。通过自主成为男人性欲的对象，女人将男人还原为单纯的性欲或是性器官，正如男人所做的一样，女人“舍身”对男人进行复仇，而在这个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这就是东电女职员上瘾的原因——她体会到了复仇的胜利感。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
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人被定义为“能激起男人性欲望的人”，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性欲的对象，思春期的定义即是“意识到身体并非属于自己，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与年龄无关。当女人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之前我们说，女人的价值分为个人的和男人给予的，可很多时候这两个价值又是统一的，作为“父亲的女儿”，希望出人头地，作为女人，渴望被男人看上，这两种价值的认可者都是男性。
女人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女人
厌女症对女人而言就是自我厌恶，但其实也有方法摆脱自我厌恶，方法就是把自己当做女人中的例外，把其他女人他者化。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被男人当做“名誉男人”的女强人策略；一种是主动退出女人的范畴，逃脱被估价的女人，即丑女策略。通过站在例外的位置，站在了产出厌女症的父权制一方，并协助这种体制的强化和再生产。而因为她们成为了局外人，所以可以安心地把“真女人”的内幕毫不留情地抖露出来。
既然所有的女人都是以男人为归属，相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女人之间的友情，男女之间的友情为什么得以成立？
女人是以男性为归属，这是男权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但这不代表所有女性都会彼此敌视，比如恩格斯有提到无产阶级之间就存在纯粹的性爱。
权力的色情化
福柯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
一、 儿童的性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
二、 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
三、 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在近代则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
四、 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
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的夫妻”（马尔萨斯——生育控制之意）。
正统异性恋夫妻被置于特权地位，这带来两种变化，原本存在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非不必可少，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
在近代以前，性关系对夫妻并非必须，正妻无子，可以认领，也可让小妾代生，妻子生的孩子不管父亲是谁，甚至在冥婚中丈夫已死，生下的孩子都记为丈夫的孩子。此时的丈夫是孩子的“社会性父亲”，“生物学父亲”是谁则不计较，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可以参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拿破仑时代法典的内容，这是淫游制泛滥的结果）夫妻之间的“性交义务”，在近代并未写进法律，但却有一条，夫妻离婚时，对方不接受性交可以成为正当理由，这种现象被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
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福柯称为“权力的感官化”，这里的感官指的就是“色情感官”，福柯认为，快乐与权力二者是相互追逐、重叠、强化的。这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基于快乐的支配模式。性是资产阶级为了区分于贵族和劳动阶级而产生的。
在四个压抑的背后，存在一个“性的隐私化”机制，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家庭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当然，隐私化并不意味着压抑性，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当性不能被公共领域和公权力干涉时，对强者而言就不受牵制，对弱者而言就不受保护，产生了父权支配的真空地带，“家庭的黑洞”。家庭成为“性家庭”，婚姻成为性行为的许可证，初夜是性关系的开始，夫妻没有性关系被病理化……
在之前，夫妻的契约仅仅保证性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而没有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因此生育是目的，伴随的快乐则应当减少，可能怀孕的性器官接触得到奖励，而不能怀孕的肛交、口交、前戏被压抑禁止，甚至视为背叛上帝的行为。而在近代的性观念中，却包含夫妻关系的色情化，即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强调夫妻之间的快乐和性满足，丈夫将快乐教给妻子并将快乐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不可能再从其他男人那里得到快乐，希望自己变成唯一的男人（本子常见剧情了）。
快乐取代权力，成为了终极的男性支配。权力的色情化，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而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了，或是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了。
权力的色情化，指的是支配以性爱的方式进行，色情的权力化，则指的是有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性爱，性与暴力的共同之处是，两者皆为卸下防卫装置，过度接触对方身体，二者的快感也可以是共通的，业已说明，施虐者可以与受虐者同化，获得双重快感。但虐待的快乐与性别结合起来后，角色就相对固定了，男人为施虐者，女人为受虐者，二者都以此为快乐。男人的性是能动的，女人的性是被动的。
性是可以被历史化的，也就是“去自然化”，不再将其视为“自然的”，由某些攻击性或是激素决定的。性从暴力到爱恋，形式上是多变的，跨度很大，因此不存在“本质”的性现象。我们探究的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性优先结合的某个特定物，即什么东西最容易和性结合。色情和性别关系本来没有结合的必要性，古希腊的色情就存在于同性之间，中世纪末期之后夫妻关系被特权化，直到近代一夫一妻制才将夫妻关系和性别关系联系起来，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就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
男性对女性“保护”的许诺，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色情化，这时“爱”成为私人领域的事情，“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被视为爱的象征，男人的敌人是一切外部的其他男人，女人则心甘情愿接受支配，并从这种支配中逐渐习惯，享受快乐的支配。这时，女性的爱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这就是近代家庭中女性“照料照顾”的角色，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表达爱，如果女性选择不做，则会被谴责为不是一个好妻子。
厌女症与恐同，都是权力的色情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权力与色情分离。将权力送回原本的位置，让色情不再单一，不受权力约束的色情可以更多样化，因为它不带有控制的目的，可以更加自由。
文化不像公权力一样具有明面上的强制力，然而其潜移默化的改变则更加可怕，不知不觉中大众已经习惯了这一种控制的手段，就像吸毒的人忘记健康状况是什么感觉一样。可是那毕竟是在变化，也能改变的。改变习惯并非易事，但意识到那并非宿命，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怎么理解“性是资产阶级为了区分于贵族和劳动阶级而产生的”？
可以结合前述“对自己性欲的估价”来理解，男人通过给性欲附加价值，来显示自身的价值和地位，来制造阶级差分。
厌女症能够被超越吗
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让男人“成为男人”的，是男人，或者说是男人集团，女人在其中是“成为男人”的道具，或是作为“成为男人”的奖励。这里的区别是，男人集团有权力评价女人的价值，因此男人会拼命证明自己的女人的价值是更高的（如前所述的“附加价值”），来获得男人集团更大的认可。反之，不符合女人定义即“能激发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男人集团的价值评价里地位就更低。在成为男人的过程中，男人集团是有主体性的，而女性是被客体化的，尽管二者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必要的。所以同性恋尽管有爱情，但并不被男人集团承认。
女人，就是对“非男人的人”的标注，男性把除自己以外的群体，包括不被男人集团承认的男人，都排斥为“非男人”。异性恋秩序使男人只能以非男人作为性欲对象，如果对象是男人，就被女性化为“女人一样的男人”，因此女人也就与“属于男人”的美德与名誉区分开来，被赋予“软弱”“不坚强”这类适合于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
位于异性恋秩序根基的欲望三角形，不是由复数的男女组成的，而是由两个欲望主体（男人）和一个欲望客体（女人）组成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婚姻交换”理论并不把婚姻定义为一对男女的结合，而是“女性在复数亲族集团之间的移动”，是通过女人的交换建立起来的两个男人（集团）之间的纽带。异性恋秩序的核心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厌女症，同时伴随同性恋憎恶。
只要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存在，女性之间的女性集团即使存在，也极其弱小。因为双方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多寡是一目了然的，与女性集团同化远不如与男性集团同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嫉妒并不指向背叛的男人，而是另一个女人。
男人常常会喜欢诸如好友的恋人、老师的妻子、领主的夫人等等，中世纪骑士恋爱的对象往往是已婚的贵妇人，骑士道恋爱的一个功能，往往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使骑士团这个男性共同体的纽带得以维系和强化。当然，男人之间有时会由这个而起争执，但那是男性集团内部由于争夺“资源”即被物化的女性而起的权力争执，这并不会使男人集团分裂，因为无论谁胜，失败的那一方都不会倒向女人，而是继续试图通过女人来达成自己主体化的意图。
超越厌女症的世界，就好像马克思所谓废除了阶级的世界一样，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给出方向。超越厌女症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女人的，一条是男人的。
对于女人，女性主义是与自己和解之途。不可否认，女性主义者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难免会受到厌女症的影响，不如说不受到厌女症影响的女性几乎不存在，而女性主义者正是察觉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坚决与之斗争的人。如果有完全不受影响的女人而要与厌女症斗争，那女性主义就不再是为了自我解放，而成为一种局外人强加给社会的正义了，其结果必然是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告终。
而男性的路径是与自我厌恶的斗争。男性也存在自我厌恶，主要有两点，一者为自我否认，一者为身体蔑视。所谓身体蔑视，是指男人对自己身体的诅咒。男人锤炼身体、损伤身体，是因为他们把身体他者化了，他们被迫要显示自己是身体的主人，即主体=自我。与精神相比，身体处于劣位，因此性欲作为身体的欲望被视为肮脏的，而这种欲望又只能通过更劣等的女人才能满足，男人对身体的诅咒就会越来越深。这种诅咒也表现为“去身体化”，这种欲望有时表现为与女人身体的同化，比如女装趣味，或许就是向理想的身体同化的渴望，但不是性别越界的渴望。
当然，这种自我厌恶要与另一种区分开来，即“不够男人”的厌恶，不同于“身为男人”的厌恶，这种厌恶是由于性能力弱、不受女人喜欢、无业等问题，导致的偏离男性集团的自我厌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男性集团排挤，走向孤立。这种恐惧女性也有，来源于对身体的不自信，因此女性会去减肥、化妆、治疗不孕等。
男人的自我厌恶，来自被他者化了的身体的报复，要超越厌女症，就要停止对身体的他者化，停止成为身体及其身体性的支配者，即精神=主体。停止将于身体相关的性、怀孕、生育视为“女人领域”。正面面对自己的欲望，不要贬低以身体为媒介的亲密。如果我们接受了身体的他者性，就能接受通过身体关联的他人的存在，既不把他人视为支配控制的对象，也不视其为威胁的源泉，而是完整地接受。
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特性”，而非个体的男性存在，被分类为男性的人们如果希望得到完整的肯定，就必须和厌女症斗争。
怎么理解“男性把身体他者化了”？
结合后文要求男性“接受自己的身体欲望”可以看出，这里的“把身体他者化”指的应该是将身体视为自己不可理解的客体，是用来客体化的，因此不承认身体的欲望属于自己，也就不承认性欲在自己这里的合理性。而又为了满足性欲而去客体化女性，甚至去嫖娼，而把这种性欲及其所导致的行为迁怒于女性或是社会。